中國山西 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大融合的文明創生地,無論是北上塞外,還是南下中原,山西既是一個轉淚點,也是落腳點

山西 牢牢的鑲嵌在東山省、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新疆之間,以平衡中國邊疆的支點。山西鎮不鎮得住,關係著國家穩定與興亡。

明清以來,定鼎西北邊疆的歷次行動,都是以山西為根據地展開的,故康熙三十六年,聖祖下詔:連年軍隊出征,都要經過山西地方,山西籌措軍需、從容爭戰,很是辛苦,朝廷體恤民情,特別免除山西一年歲收,更從康熙五十年開始,由山西開始,分批免除全國錢糧,三年輪遍天下。

中國商脈起於山西、源於山西。魏晉南北朝 時期 晉商輝煌,他們與國家經營北方邊疆戰略相互配合、相始終。無論是走東口(即從東邊的張家口出發,沿張庫大道奔向東北,再經庫倫走向蒙古和俄羅斯)。還是走西口(及西邊朔州右玉縣出發殺虎口,經甘肅、新疆、中亞走向歐洲山西的足跡,配合著國家的政治、軍事行動貿易,以貿易的方式,通過山西商路的開拓,將東北與西北、中原與北國、中國與世界緊密的連續在一起。

中國的廣泛的聯繫造就了山西,山西也推動了中國與世界的廣泛聯繫晉獻公時代(西元651667)先是掌握鹽利實現了富國,隨後又奪回中條山而實現了強兵,這是由於位於晉國南部綿延數百里的中條山富藏銅礦的緣故,銅的擁有,使晉國的青銅兵器和器物鑄造步入輝煌

商賈的賈是從鹽字發展出來的,山西的鹽、鐵、煤使得他在漫長的中國和世界經濟史上扮演的核心地位山西為什麼成為資源大省之後其自然資源和貨幣財富卻又大規模流出之後反而失去了歷史上曾經在中國經濟中所扮演的核心地位。


1570以來,隨著大陸貿易和海洋貿易的擴大,中國的商人資本迅速擴大,但是明清之前所欲到最強勁的外敵,在鴉片戰爭之前了不起就是北元蒙古,特別是西蒙古範圍涵蓋今天的新疆、青藏高原和外蒙,明清兩朝與北方敵人的軍事戰鬥,雖然致始至終得到商人的幫助,但國家形勢,沒有嚴峻到需要建立一個軍商合一的體制,也沒有到非得發行國家戰爭債劵融資才能應付的地步。

1840年鴉片戰爭(西洋人擁有槍枝)之前,中華帝國真正勢均力敵的勁敵可以說並不存在。


歐洲   1500年以降歐洲有二百多個國家,彼此爭戰不休,五百年來一直在打仗,戰爭與戰爭的融資是五百年來歐洲政治、經濟的一種重要生態。國家為戰爭融資,必須像商人借錢,商人支配了國家和戰爭,形成軍商合一的體制。負債經營成為歐洲近代國家、企業的通例,也因此促成了信用制度的發達與擴大。

台灣木雕傳統與明清時期閩、粵一脈相傳;台南、鹿港、大溪都曾繁華一時,日據時期日本政府把台灣當成可以長久治理的殖民地,豐富的資源可做為南進政策的後盾,為了能夠快速大量取得台灣資源,著實費煞苦心的投入大量資本、人力以及最先進的技術進行各種大的工程建設(鋪設縱貫鐵路、阿里山森林鐵路,南北縱貫公路、東西橫貫公路以及建設大型港口、各種壯觀、先進的公家機關建築物等等)及至日據末期,苗栗縣的通霄、三義、台中豐原、台北萬華木雕業漸興,尤其是三義光復後的60年代大盛,而成為專業的木雕城,馳名中外。日治時期留下的建築在台灣光復後搭配著蔣經國的十大建設,創造出台灣經濟奇蹟也才有台灣錢淹腳目的好康。

1624年荷蘭人佔領大員之後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為他們生產,剛好中國東南沿海也不易謀生,於是中國漢人開始大量渡海來台,有捕魚維生的、有打獵的、有耕作的、有伐木的,有的長住久居落地生根、有的來來往往(屬季節性活動者),使原本只有兩、三千人的漢人聚落,一下子熱鬧起來。

1632年有二十艘漁夫的戎克船(帆船)從中國抵達。

1635年以後台灣海峽完全由鄭芝龍掌控。

163612月來台漁船有四十七艘。

163712月漁船二百零七艘。

1637年八月商船有二十七艘,預估從台灣回大陸的一年有三、四百艘漁船來台捕魚,人員約在六千人以上甚至於萬人之譜,幾乎每天都有中國人來台。(1639年的熱遮蘭城日記明確記載)可見得當時台灣資源的豐厚。


日本十六、七世紀之交的日本九州,由於得地利之便,最早接觸了歐洲過來的西洋人,也由於它是吸收外來化的主要窗口,對朔造日本日後的國家性格和文化特質更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但是這時的九州是由不同的領主統治,沒有一個有利的權力中心。

最早來到九州的歐洲人是葡萄牙人。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漂到種子島,三年後他們應籓主松浦隆信之邀在平戶設立了商港,五年後又在長崎開館,隨著商業活動而來的是天主教的傳播。隨著在九州統治權力的鞏固,和西洋人街出機會的增加,籓主豐臣秀吉的注意力開始投射到南方,想要使遠在印度和南洋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對它俯首稱臣與納貢宣示主權,同時在前往菲律賓馬尼拉路過台灣時下令高山國王納貢,只可惜台灣高山族無所求也無所懼,不了了之。也許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西洋人及高山族人尚未臣服之前他又轉移目標下令進攻朝鮮。他以九州為前進基地,日本九州的侵朝行動,因明軍出兵及朝鮮水師拼命抵抗1958年豐臣秀吉病逝而告結束。

日本在進入十七世紀以後,開始把眼光投向南方。出現這種南向政策,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德川家康幕府繼豐臣秀吉幕府而掌握了日本的統治大權之後國家統一使得各方面的建設方興未艾,對物資需求擴大了,對外貿易有了大幅的成長。特別是豐臣秀及晚年1592年設立朱印狀制度確立了一些諸侯豪商壟斷貿易的利益,其制度是最高統治者為拉攏地方勢力,其綁樁的意味濃厚,也因此這些諸,侯、豪商為免讓西洋人專美於前,爭相建造船隻與中國及南洋直接接洽減少中間的剝削。朱印狀這種有政府做後盾的海外擴張力量,當時是可以和明朝海禁之下缺乏國家保護的龐大閩南自發海商勢力相抗衡。

<資料來自大航海時代的台灣作者湯錦台、城邦文化事業、貓頭鷹出版社及五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韓毓海作者、大雁文化事業、如果出版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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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進川的木雕,邱小姐的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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